“1984年，东柏林全面对外封锁，人民受到秘密警察‘史塔西’严密监控，这是一个由10万专职人员、20万线民组成的情报机构，他们确保了‘无产阶级专政’，其开宗明义的目标——‘无所不知。’”
主角卫斯勒是一名高级特工，影片伊始他奉命监视党的艺术家德瑞曼，后者忠心耿耿，曾认为东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。可他的好友被当局封杀，文化部长又迷恋他的女友斯兰，更想无中生有、将他以言入罪，占有斯兰。由此，他公寓的一丝一角都不被放过，遭到全方位窃听。影片中的全面监视是种矛盾的媒介：一方面这是权力对私人生活的渗透，另一方面又让主角卫斯勒旁观了德瑞曼生活的一切。作为一名职业特工，他本该关注于如何从被监视人身上榨取情报，但全面监视中的德瑞曼却是有血有肉：他尝试安慰被封杀的友人、为他的逝去悲愤。他默默接受和支持迫于文化部长淫威的斯兰，并因此开始对体制绝望，决定反抗强权，发文揭露真正的东德。卫斯勒于是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僚体系下的生活：人际关系受限于层级间的相互压迫，私生活中也只有日程满满的妓女。终于，他决定协助男主的反抗。
同卫斯勒一样，斯兰也深陷在官僚系统中；但她最终向权力机制屈服，为了保全自己的演员生涯出卖男主，也因此在内疚中自尽。卫威斯勒却做了觉悟，他不觉得身在体制中是作恶的借口，随波逐流就可以免罪，他自觉难择其咎，受良心谴责，才放弃看似光明的前途，为男主顶罪后被贬到底层拆信。
事发两年后，柏林墙倒了，但系统崩塌了吗？德瑞曼不再创作，前文化部长说，“…我懂，德瑞曼，这个新德国有什么好写的，没剩什么可相信，也没什么好反抗”。确实，江山易主，取而代之的只是商业社会更无迹可寻、却无所不包的控制。两年后，仍然做着邮差工作的卫斯勒走进书店，看到这本致敬给他的《献给好人的奏鸣曲》，售价29元8分。
这正是不公平的必然，是卫斯勒寻求救赎所付出的代价，也映射着《约伯书》中“义人受苦”的意义。然而代价与苦难背后，标志着他重新生而为人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