妻子失踪了，一辆救护车在凌晨突然驶来，留下奎宁水和甲苯酚的气味，鸣着笛疾驰而去，再无音讯。在“马儿”的帮助下，“我”收到了一大卷录音材料来辅助事件的调查。但长达两小时的窃听和跟踪资料中，被记录、揭下面具和探究寻找的却全都是搜寻着妻子的自己。
在故事中，“我”由此换用第三人称，用自己的记忆补充磁带上的片段，追寻着自己慢慢变长的影子。随着男子（“我”）调查的深入，男子开始怀疑妻子的失踪是场精心策划好的密会。在跟踪与多名护士有染的年轻值班医生的过程中，他得知了医院深处的秘密：如果病患要外出与人私会，穿着病号服可不方便，因此，为了方便通奸，发展出了广泛的衣服租赁业务。但在别有用心的医院上层和公司经营者的合谋下，每件衣服都被装上窃听器，用来生产密会磁带，以此满意足他们的窥私欲，这也就是引言中关于“我”的录音资料的来源。
如果说此前的部分只是笔触简单而又荒谬，后半部分的性描写则多得令人不安。男子跟踪着值班医生，看到他在家里自慰（还不小），并意外造成他的死亡。救护车前来，引入另外三个人物：保安室主任、秘书和副院长。秘书是无父无母的试管婴儿，与世隔绝的成长环境使她全无人类之间关系的感觉，连孤独感（一种归巢的本能）也无法理解。因为和副院长都患有类似的“人类关系神经症”，她曾是阳痿的副院长和她的医师妻子所做实验的受体。实验名为“性表象引起的兴奋与抑制”，旨在探究”符号化了的性行为（色情影带等）对观看者的影响”——就是要通过给患者看片来尝试治疗性无能。
副院长的妻子认为，“人类会利用所有的性来再组成新的人际关系”，例如换妻、监狱和兵营中的性交易。小说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形态，一种“性的乌托邦”，安部公房把它叫做“患者社会”。在那里，既没有必要掩人耳目，也不会遭遇人际关系崩溃的危机。院长妻子坚信，在这种构造的深处，“一定隐藏着减轻人类关系中重要负担的秘密”。于是，在对秘书和对副院长的治疗中，匿名的性行为就成了让他们能有所“感觉”的关键。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副院长谋杀了警卫室主任，将他的下半身接到自己的后腰上，偷窃了他的性能力，将自己改造成“马儿”，成为了“理想的患者…… 患者中的患者…… 永远难治愈的人…… 比寄主还壮大的寄生树”。
故事暧昧不清，符号漫天飞舞，男子寻找的“妻子”从未露面，是某种意义的象征，还是他内心的隐喻？在对“医生”和“患者”概念的拉扯和转换中，它们最后指向什么？混乱的社会，严丝合缝却又无所不包的监视和规训，怪诞、荒谬、消解一切的淫秽，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？整个叙事是对自身欲望的内省，还是控制社会的批判？在这场奇怪的冒险、寻找和探寻的尾声，“马儿”宣称，他就是“伟大弱者的化身”，而男子被困在地下迷宫中，抱着患有软骨症不断融化的少女，寻找最后的温柔。